在开国将领中,有许多人是从政工岗位转至军事岗位的,比如刘亚楼、邓华、陈锡联、杨成武、杨勇等人。此外,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指挥官,他们在担任政工工作期间资本E家,总是渴望能够奔赴前线参战,像刘贤权少将就是其中之一。
提到刘贤权,实在难以明确将他划归为政工将领还是军事将领。根据他的履历来看,刘贤权在土地革命时期长期负责政工岗位,先后担任了连指导员和师卫生部政委等职务。在抗日战争的初期,他曾在后方担任民运干事,后来又升任民运股长及科长,并最终成为冀鲁边区挺进纵队的民运部长,历时一年多的后勤工作。
其后,他被调任挺进纵队资本E家,出任支队政治部主任与政委。然而,真正投身军事工作的时机是在1940年,那一年他被任命为鲁西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还承担过军区政治部主任和军区代司令等重要职务。
展开剩余62%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刘贤权被调往东北战场。最初,上级计划让他继续担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但由于剿匪战斗的急需,他被调至合江军区担任牡丹江军分区的司令员以及绥宁军区的司令员。1947年7月,一项新的任命函颁发给刘贤权:他被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第3师的政治委员。然而,面对这个调任,他似乎有些“不甘心”,因该师的师长过去是东北军出身,战斗经验相对缺乏,对于运动战和攻坚战的掌控并不那么自如,他因此协助师长完成相关任务。
1948年,刘贤权调任1纵政治部主任时,对在机关工作的适应性有所下降,他渴望在前线作战,只要有机会便迫切向领导请缨,要求去战斗岗位。没多久,原本的师长彭景文已调往炮兵工作资本E家,而政委由方国南接任,师长一职暂时空缺。刘贤权极力要求回归3师出任师长,周围对他的理解和支持帮助他获得了回归的机会,尽管刘亚楼参谋长对他的政工背景持保留态度,但在梁必业等人的劝说下,最终同意他重回3师。
经过改编,3师成为了38军114师,刘贤权担任了该师的师长,并兼任副军长,一路参与滇南地区与陈赓部的作战。不久后,他又打算被抽调去担任武官,但在向上级表示自己更愿意投入战斗部队后,这使得他被调任到47军进行剿匪任务。
随着抗美援朝的爆发,刘贤权感到坐不住了,他了解到曾服务的38军是首批进军朝鲜的部队,十分渴望能够重返岗位,但由于剿匪任务尚未完成,这一愿望未能实现。直到1951年,47军终于迎来了参与朝鲜战斗的机会。
那个时期,47军的领导班子经历了重大变动,政委周赤萍和参谋长刘子云相继调离后,军政委一职出现空缺。考虑到刘贤权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原本计划让他担任军政委。然而,此时参谋长同样缺位,若副军长转为政委,军事工作将完全依赖军长一人负责,这显然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因此,他决定继续担任副军长,而上级也尊重了他的这一选择,调任其他人担任军政委。
在朝鲜战场上资本E家,他与军长一同作战,1952年他接替了军政委一职。随着抗美援朝停战协定的签署,他也返回国内,在此后的任职中,刘贤权担任了军长、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副司令员及省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并曾担任铁道兵司令员,继续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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